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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視頻是否改變了我們的思考方式?——娛樂至死簡史

 2021-03-11 20:09  來源: A5專欄   我來投稿 撤稿糾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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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視頻日益成為當代人消磨時間甚至獲取信息的最重要工具。中國網(wǎng)絡視聽節(jié)目服務協(xié)會去年發(fā)布的《2020中國網(wǎng)絡視聽發(fā)展研究報告》顯示,中國人均單日刷110分鐘短視頻。

這個數(shù)字讓我感到有點不安,如果一個人把這個時間拿來讀書,一年至少可以讀幾十本書,如果拿來看電影,一年可以看300-400部電影,但真實的結(jié)果是,除了一堆碎片化的影像外,他毫無所得。

尼爾·波茲曼一定沒想到,這個世界竟然進化出了比電視更加娛樂至死的媒介。

尼爾·波茲曼關于媒介對人影響的擔憂是當代最知名的,但并不是唯一的,歷史上人類對于媒介進化的擔憂從來沒有停止過。

01 蘇格拉底曾像擔憂短視頻一樣擔憂書本

許知遠在吐槽大會上問張大大:如果亞里士多德走進柏拉圖的房間,說出那句,“吾愛吾師,但吾更愛真理,那么請問房間里有幾個人?”

對于蘇格拉底來說,房間里有幾個人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他不希望他的徒弟柏拉圖的這句話出現(xiàn)在書本上。

蘇格拉底如果來到當代,他可能會對當代的視頻和直播技術大加贊賞,作為一個善于辯論的哲學家,他可能會在《奇葩說》大放異彩,并在B站成為一名人氣超越羅翔的知識類UP主,但他絕對不會像羅翔那樣,在出名后將自己的錄制視頻集結(jié)成書,因為他對這種媒介至始至終抱持著敵意。

眾所周知,蘇格拉底一生并沒有出書,他的東西都是由*柏拉圖用文字整理的(蘇格拉底在天之靈,一定不會放過柏拉圖)。從柏拉圖的描述來看,蘇格拉底一定是一個思想深邃、邏輯清晰、能言善辯的演說家。

蘇格拉底喜歡口述而排斥文字,他認為文字“削弱記憶力,缺乏互動,任意撒播,使得說話人和聽話人可以不必親身在場”。

柏拉圖的《斐德羅篇》中,蘇格拉底對文字的批評體現(xiàn)得很充分:

你瞧,斐德羅,書寫和繪畫有一個奇妙的共性。繪畫的產(chǎn)物擱在那里就像獲得了獨立的生命。但是,如果有人向它們詢問什么,它們卻保持最莊重的沉默。寫下來的字是同樣的道理。它們在說話,你會認為它們好像有理解力;但是倘若你想就其所說的提出問題以了解更多,它們卻始終不增不減,永遠都保持其原來的意思。一旦寫下來,每一段話都會到處滾動,它撞上懂的人,也撞上和它沒有關系的人,不加區(qū)分。它不知道應該對誰說話,不對誰說話。一旦它受到指責,受到不公正的攻擊,它總是需要它父親的支持;脫離了其作者,文字既無法保護自己,也無法支持自己。

可見蘇格拉底認為文字是沉默的、無法回應的、可能造成誤解的、削弱人的記憶的。 此外,蘇格拉底認為文字還造成了“散播”(傳播)的問題,說到散播就應該從communication這個詞說起。

communication有兩種意義,一是對話,二是散播或傳播(所有廣告都脫不開這兩種意義)。前者的代表是蘇格拉底,他認為對話優(yōu)于宣傳,因為它能更準確地傳達對話者的意思。而后者的代表是《圣經(jīng)》,也是蘇格拉底所摒棄的書籍、文字。

《斐德羅篇》對比了對話和撒播這兩種交流模式,蘇格拉底認為對話具有明確的受眾,形式上也是雙向的,撒播則對受眾漠不關心,形式上是單向的。

從這個意義上來看,蘇格拉底如果來到今天可能還會喜歡視頻媒介的互動評論。

哈弗洛克?認為,蘇格拉底時的希臘,正在從口語文明向文字文明過渡,如果對比今天,大概是人類正在從文字性媒介時代走向視頻性媒介的轉(zhuǎn)折期。

蘇格拉底對于文字的批評顯示了他對紙張媒介的不信任,不過這并不是因為紙張的文字會讓人變得淺薄,而是因為這種媒介的“不在場”,即上文說的沉默、無法回應、可能造成誤解、削弱人的記憶,蘇格拉底擔心它的負面因素讓人類無法獲得準確的信息,從而影響對事物的認知,影響人們的思考方式。

在媒介轉(zhuǎn)折期,蘇格拉底的反應極其正常,這只是他對于文字這種新型媒介的不適應。如果紙張這種媒介在當時已占據(jù)主流,蘇格拉底即便不擅長寫字,也一定不會拒絕別人將他的口述變成文字。事實上,柏拉圖在將他的對話整理成文字后,蘇格拉底的思想開始以書籍的形式啟迪了更多人。

02 娛樂至死,視頻化的最大擔憂

當我們說到“媒介是人的延伸”時,必然提到麥克盧漢,事實上這個概念最早是由弗洛伊德提出的,弗洛伊德賦予這個觀點以一種更強的悲劇性色彩。他認為,每一種媒介都是為了彌補人的某個不足,都是為了填補存在于我們和神靈之間的鴻溝。電話延伸了我們的耳朵,使我們能夠聽見遠方親人的聲音,攝影術和留聲機技術替代我們的記憶。

麥克盧漢系統(tǒng)性地闡述了這個概念,他寫道:“媒介‘內(nèi)容’就像是竊賊手中鮮美多汁的牛肉,其用途是分散思想領域看門狗的注意力。”

人類這個物種不可能實現(xiàn)思想的直接交流,它們總要依附于媒介,因此“媒介即信息”,同時代的媒介不一樣,信息也不一樣。比如同樣是《流浪地球》,看書的人看它的世界觀、情節(jié)和文采,看電影的人看它的視覺效果、演員,看《3分鐘看完流浪地球》短視頻的人,看的是它的簡介和結(jié)局。

三種完全不同的媒介,帶來的是三種完全不同的信息。三者的深度和價值自然也不一樣。如今看電影的人、看短視頻的人、看書的人,是三類完全不同的人,他們對于同一個事物的認知和態(tài)度也是不一樣的。

麥克盧漢認為,技術進步改變了符號環(huán)境——即經(jīng)由社會建構(gòu)、感官性的意義世界,它能反過來影響人類的認知、經(jīng)驗、態(tài)度和行為。

我們反復使用一種媒介,直到它成為我們自身的延展,它就改變了我們。由于每種媒介強調(diào)不同的感官,培養(yǎng)不同的習慣,反復使用某一媒介會使我們的感官有條件地只接收某些特定的刺激,而忽略掉其他的刺激。正如盲人會發(fā)展出格外靈敏的聽覺一樣,社會也會因時代中占據(jù)主流的媒介而改變。

如果說麥克盧漢認為不同的媒介將改變?nèi)祟惖乃伎挤绞?,那么尼?middot;波茲曼則更加激進地認為,視頻化的媒介對人類認知的影響完全是負面的。

1985年尼爾·波茲曼出版《娛樂至死》一書,在書中他認為電視導致嚴肅的公共對話缺失,且視頻化媒介會讓人喪失理性思考能力,因而對整個社會是有害的。 他說:

從16世紀的伊拉斯謨到20世紀的伊麗莎白·愛森斯坦,幾乎每個探討過閱讀對于思維習慣有什么影響的學者都得出一個結(jié)論,那就是閱讀過程能促進理性思維,鉛字那種有序排列的、具有邏輯命題的特點,能夠培養(yǎng)“對于知識的分析管理能力”。閱讀文字意味著要跟隨一條思路,這需要讀者具有相當強的分類、推理和判斷能力。

他以亞伯拉罕·林肯和斯蒂芬·道格拉斯之間七場著名的辯論為例,說明了文字時代人類的思辨能力巔峰,和在這種思辨能力下獲得的價值。

林肯和道格拉斯不僅事先準備好演講稿,就連反駁對手的話也是事先寫好的。即使在進行即興辯論時,兩人使用的句子結(jié)構(gòu)、句子長度和修辭手法也不脫書面語的模式。當然,在他們的演講中也有純粹口語的東西,畢竟他們兩個都無法做到對聽眾的情緒無動于衷。但是,印刷術的影響無處不在,到處是論證和反論證、要求和反要求、相關文本的批評和對對手措辭的百般挑剔??偠灾?,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辯論像是從書本上照搬過去的文章。

簡單來說,那時的演講和辯論是引經(jīng)據(jù)典,非常書面化和嚴肅的,而聽眾也必須有充足的知識積淀。一場賞心悅目的演講和辯論,讓每個人都收獲頗豐。

視頻化的東西,帶來的往往是一時的哈哈哈。前幾年,一位偷電動車的“竊格瓦拉”在網(wǎng)上大火,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視頻化媒介:竊·格瓦拉在被捕時輕松的表情,略帶魔性的口音,與切格瓦拉同款胡子,再加上他的金句,這些一起才造就了周某在網(wǎng)紅的大火。

如果將竊·格瓦拉放在紙媒時代,頂多有媒體報道《周某偷電瓶車被捕,聲稱“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”》,就這樣的文字是不可能火的。

如果尼爾·波茲曼活到今天,短視頻這個媒介恐怕會讓他震驚,它帶來的甚于電視的害處恐怕會更讓他憂心。在今天,看電視不需要什么費腦子的深度思考,而看短視頻則根本不用“帶腦子”,長此以往,人們將變得越來越“沒腦子”。

03 心靈交流是人類媒介的終結(jié)形態(tài)嗎?

歸根結(jié)底,媒介是為了將人類的思想以最恰當?shù)姆绞秸宫F(xiàn)出來,如果人類能夠直接靠思想交流,也許媒介的存在并不是必須的,人類脫離媒介進行交流的美夢自古就一直存在。

柏拉圖的《斐德羅篇》,曾描繪人類抱有“心靈與心靈間直接交流”的美夢,也描繪了在新媒體環(huán)境下,這種交流美夢破滅時墮入的噩夢。

古羅馬思想家奧古斯丁認為,詞語是同時指向外部現(xiàn)實與內(nèi)部現(xiàn)實的標記,其關鍵作用是揭示內(nèi)心世界,即思想和精神的世界。正如肉體是包裹人的外殼,語詞也是包裹思想的外殼。

他對于天使的交流方式傾心不已,天使——其希臘詞是angelos,意為“信使”——不受距離的阻礙,不受所謂肉體的羈絆,能夠毫不費力地實現(xiàn)精神與肉體的對接。

天使不受外在符號的羈絆,可以只靠內(nèi)在意義而自由翱翔。奧古斯丁認為,擺脫語詞而交流,是人類的合理愿望。

經(jīng)院哲學家托馬斯·阿奎那也曾表達過心靈交流的夢想。阿奎那筆下的天使沒有肉體,沒有需要掩藏的東西,也沒有理由掩藏任何東西。一個天使能將其內(nèi)在性傳送給另一個天使。

如此,人的思想將不再能互相隱藏。“一方面,這使正義的人高興;另一方面它又使邪惡的人恐懼。”

思想的直接交流方式在小說《三體》中的三體人身上,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(xiàn),有理由相信,劉慈欣的小說受到了奧古斯丁和托馬斯·阿奎那的啟發(fā)。三體人的透明化思維代表了一種高級文明思維方式,這種交流方式就像天使那樣無需肉體媒介,不受距離阻礙,也沒有任何掩藏。 正因如此,人類才用非透明思維的面壁人對三體形成了制衡。

不談思維交流的技術實現(xiàn)方式,假如有一天人類實現(xiàn)了思維交流,結(jié)果固然可喜,但可能同樣令人擔憂。

2005年,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(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)發(fā)表的一篇文章顯示,普通人每天會在腦海里閃過1.2萬至6萬個想法。

如果這些想法不加以加工,直接交流,可能比短視頻還碎片化。如果這些想法大部分都是娛樂八卦,少部分是思考和思辨,那么也許人類會更加娛樂至死。如果想法可以直接交流,無需將想法進行歸納和演繹,那么邏輯的作用可能會越來越弱。

所以,人類對于媒介變化下,人的思維和認知的反思,從來沒有停止,也不會停止。

1956年,精神病醫(yī)師米爾盧對電視提出抱怨,他說:“人際交流和討論具有一種互通性,它能激發(fā)自由。但電視屏幕上的畫面卻不能產(chǎn)生這種互通性。對話已經(jīng)成為失落的藝術。”

對于對話成為“失落的藝術”的反思,從蘇格拉底就開始了,而今天我們反思的是短視頻逐漸讓文字成為“失落的藝術”。

薩丕爾—沃爾夫假設,曾指出文化的語言結(jié)構(gòu)塑造人們的思考與行為,簡言之,語言決定思維。

這個假設與其說是科學,不如說是一種擔憂,如果視頻化媒介改變了我們認識事物的方式,那么長久以后,也許閱讀長文、書寫長文可能會成為一種罕見的能力,成為一種失落的、古典的藝術。

【參考資料】

約翰·杜翰姆·彼得斯《對空言說——傳播的觀念史》

埃姆·格里芬《初識傳播學》

尼爾波茲曼《娛樂至死》

麥克盧漢《理解媒介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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